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下,展出民族英雄老去的身影,紀念當年抵抗納粹的歷史。

 

與歐洲其他許多更華麗的城堡相較,多瑙河北岸小丘上的這一座外形樸素,甚至有點普通,像一張桌腳朝上、四四方方的餐桌。但從城堡旁望出去的景色,卻是舉世無雙,下方流淌的河水與綿延的平原,並非特別壯觀,但世界上沒有一個首都如此靠近兩個鄰國,除了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(Bratislava)。站在此地,望向西南方,三公里外就是奧地利,南方十六公里則是匈牙利。

 

從十六世紀慘敗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大軍手下後,匈牙利皇室就此轉移到布拉提斯拉瓦,彼時仍叫作普萊斯堡(Pressburg)的小鎮才發展成如今稍具規模的樣貌。但與古老廣場、教堂、城堡林立的布拉格相較,它的舊城區規模仍然非常迷你,或許也因為如此,那些在四十年共產統治時期留下的冰冷、巨大、灰暗的「社會主義式建築」,在這座城市顯得更為醒目。

 

「共產時代的都市規畫將很多富有歷史意義的舊區域摧毀,所以我們的城市現在看起來有點無趣,實在很可惜。」布拉提斯拉瓦舊城區(Stare Mesto)市長羅秀娃(Tana Rosova)表示。「為了建造一座連接多瑙河兩岸的『新橋』(Novy Most),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幾乎夷平了整個歷史悠久的猶太區。」這座橋如今是此城最鮮明的地標之一,還因為那狀似飛碟的觀景台被暱稱為「幽浮橋」。

 

在這裡可以發現許多地名或地標被冠上「新」(Novy)字,這個前共產時代的「新標籤」,頗似從天而降的外星人,降落地球要打造一個「新世界」,此刻卻是斯洛伐克人亟欲擺脫的「舊夢靨」。

 

「那是一段很難熬的日子,我天天望見多瑙河,想像對岸的奧地利,那代表自由、民主、富裕的『西方』社會,卻更加意識到自己被無窮盡的崗哨與鐵絲網監禁在集權的共產世界⋯⋯」羅秀娃回憶道。二〇一二年她在市長任內提案改掉「新橋」這個「舊名」,經市議會表决通過,從該年八月二十九日起,「正名」為「斯洛伐克民族起義橋」(Most SNP),以紀念斯洛伐克人當年反抗納粹扶植政權的一段歷史。

 

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,對斯洛伐克人而言是正面的挑戰也是激勵,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,去看看能否『自己』開創些什麼!」斯洛伐克國會議員史帝芬尼(Ivan Štefanec)說。在城堡旁的斯洛伐克國家議會內,他好不容易才從一整天忙碌的議程中暫時抽身,這棟冰冷、堅固堡壘般的建築同樣是典型前共產風格,無表情地與下方多瑙河對望。

 

「過去沒有機會擁有國家隊,現在有了;過去沒有機會百分之百決定國內預算,現在可以了⋯⋯斯洛伐克的獨立很明顯帶給人們過去所沒有的自信。」但對一九五〇年代成長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史帝芬尼而言,因著曾為「一體」的經驗,在他內心深處並非全然能夠與過去切割,「感傷是會有的,你知道一些事就此結束,好像見證了『聯邦』的葬禮;但另一方面,迎來了新生命,你知道要盡力為它的未來貢獻心力。」

 

 從斯洛伐克國會俯瞰多瑙河,對岸是共產時代興建之國宅區Petržalka,人口密集度為中東歐之最。再下去不遠為匈牙利,向右看則為奧地利。

 

 

一九六八年蘇聯與華沙公約組織(Warsaw Pact)成員國以武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後,之前共黨總書記杜布切克(Alexander Dubček)所主張「人性的社會主義」改革方向被迫中斷,除了一項重大的政治變革:從單一的「共和」政體分成兩個「聯邦」,捷克社會主義共和國與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。雖然實權仍由共產黨掌握,但形式上兩邊有各自的議會。

 

「捷克與斯洛伐克從人口、經濟、發展等方向都有一段落差,在共黨集權下還可壓制種種差異,一旦步入民主社會,問題馬上浮現。當兩邊議會的選舉結果不同,到底要聽誰的?在複雜的議會程序中,兩邊難以有效對話,整個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更難以制定,這正是導致兩國分裂的關鍵因素。」捷克國家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曼斯菲多娃(Zdenka Mansfeldova)分析道。

 

兩個聯邦在各方面的不平衡是很明顯的:一千萬和五百萬人口、工業和農業、平原與山地、捷克高出百分之二十的GDP以及長期對斯洛伐克的預算補助等等,「種種因素就像一片片馬賽克拼圖。」曼斯菲多娃形容。一九八九年共黨垮台,在步入民主化才不過短短四年時間,就迅速拼成一幅分裂的圖像。

 

儘管如此,大部分的矛盾與差異僅限於政治舞台上的角力,在一般人的生活中,彼此關係一如既往的友善熟悉,甚至更好。「現在去到布拉格仍然不像出國,我曾在那邊上學、當兵,也有許多朋友住在那兒,布拉格對我而言或多或少仍像個『前首都』。」史帝芬尼坦言。除此之外,他也深刻體會兩國分裂後在國際上的緊密聯結,「在歐盟體系中,因為我們的相近與了解,更容易彼此合作,當到布魯塞爾出席歐盟事務的場合,我一定都是先跟捷克代表討論,然後才是波蘭、匈牙利等其他國家,幾乎是一種自然的本能。」

 

如此的文化共通性,建立在語言相似的基礎上。「分裂之後,我們仍然常常可以看到捷克的電視節目、閱讀捷克的書刊,和以前沒什麼不一樣。而捷克語及斯洛伐克語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差異,以及口音稍有不同,兩者都像我自己的語言。」史帝芬尼表示。

 

但是在布拉格酒吧裡,與馬丁各操自己的語言暢所欲言之餘,彼得曾經表示,「但一九九三年後出生,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,就另當別論了。尤其是捷克這邊,愈來愈多年輕人已難以理解斯洛伐克語。對他們而言,那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,操著不同的語言。」

 

曼斯菲多娃對此亦有深刻感觸,「有一次我帶著十幾歲的兒子去斯洛伐克開會,從小的教育與環境讓我可以毫無障礙地與當地人溝通,但我兒子卻跟我說,他很難聽懂他們在說什麼。」

 

兩國分裂以後,各自獨立的語言政策在下一個世代身上帶來很直接的改變。 「斯洛伐克由於人口與市場比較小,仍然常會接收捷克的電視節目、看捷克的書報雜誌;反觀捷克,一般人幾乎不會去接觸斯洛伐克語了。」曼斯菲多娃說。在斯洛伐克仍四處可買到捷克最新的出版品,但是偌大的布拉格,只有一間小小的斯洛伐克書店,正位在國家科學院樓下。這種「文化落差」,看似很小,背後卻透露出捷克的影響所占的主導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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